朱熹对《诗经》功用的阐述是多维度的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、核心功用：道德教化

朱熹认为《诗经》不仅是文学作品，更是道德教化的重要工具。他强调诗歌中蕴含的伦理道德，主张通过《诗经》引导人们向善，实现“知人伦、明礼义”的教育目标。例如《郑风·野有蔓草》等作品，朱熹认为其并非政治讽喻，而是民间自由恋歌，体现了对人性本真的关注。

二、文学理论创新

"义理"与"得性情之正"

朱熹以"义理"为核心，分析诗歌的思想情感与道德意义，同时强调通过"熟读涵詠"和"兴"的体验方式，使读者体悟诗歌的文学价值。

"六义"的重新诠释

朱熹将《诗经》的"六义"（风、雅、颂、赋、比、兴）纳入"体用不二"的哲学框架，认为它们既是表现形式，也承载着道德教化功能。例如"赋"强调直陈事理，"兴"则通过联想引发共鸣，二者共同构成诗歌的深层意义。

"讽诵"的实践方法

朱熹主张通过反复讽诵体会诗中情感，认为"诗曲须歌起来方见好处"，讽诵是理解诗歌意境的关键。

三、经学方法革新

反对精细考证作者

朱熹反对对《诗经》作者进行精确考证，主张从文本本身分析体认作者意图，避免流于牵强的附会。

体用合一的解读思路

他提出"体用不二"的哲学观，认为《诗经》的"体"（形式）与"用"（功能）不可分割，例如《雅》既包含礼仪规范，也蕴含道德教化作用。

四、历史影响

朱熹的《诗经》解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，不仅丰富了《诗经》的文学研究，也为道德教育、文学理论及经学方法提供了重要范式，使《诗经》成为中国文化中永恒的经典。

综上，朱熹通过道德教化、文学理论创新及经学方法革新，全面阐述了《诗经》的功用，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。